榆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分析与研究

近年来，榆林高度重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，并将其作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，接续出台支持政策。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状态相比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激活集体资源，实现资产变股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民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多样、产业类型不一，能够有效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。

目前，村集体经济作为重要抓手，已成为榆林不断建设省级全产业链发展示范样板市的关键支点。在持续推进“4+X”主导特色产业发展壮大过程中，榆林市形成羊子、马铃薯、苹果、小杂粮等多类型集体经济融合发展形态。整体来看，榆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下，逐步呈现薄弱村不断缩减、一般村不断发展壮大、集体强村愈加强大的整体向好趋势，无不说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逐渐驶入发展快车道。

榆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分析

历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榆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已全面建成。特别是榆阳区，作为“国字号”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地区，取得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下的系列成果。但是，制度建设的完成不等同于制度的有效运行。当下，大多数改制后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方式并未发生实质变化，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得到真正落实，很多村的集体经济没有稳定收入来源且没有专业运营团队，多是村“两委”干部兼任，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和市场化能力。调查发现，榆林不乏集体经济发展良好的村庄，但普通村依然是占比最大的。普通村不但存在资源禀赋缺乏比较优势的普遍现象，还难以获得政府组织支持，存在制度创新边缘化问题。

就集体经济层面来看，青壮劳动力的缺乏，使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乏力。调查发现，榆林大部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代表由村干部兼职承担，独立性和发展潜力不够。就农村人才类型来看，不管是通晓现代管理知识的管理型人才，还是技术型人才、营销型人才，都极为匮乏。专业带头人的缺乏，不可避免地带来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效率低下、集体经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问题。就专业带头人的培养和引进来看，专业人才“留不住”与“引不进”问题凸显。一方面，专业带头人的“留村”或“进城”选择是综合博弈的体现，也是城镇化浪潮趋势引导的结果，乡村振兴政策吸引效力有限。另一方面，专业带头人的引进和培养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仅靠村庄一己之力难以实现，亟须各方面配套体系的支持。

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，也是资源转化的重要载体。调查发现，榆林市农村集体资源市场化程度有限，多依赖于政府力量干预。首先，市场化规模较小，产业链条延伸不够。现阶段榆林市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以传统种养业为主，产业结构较为单一，产业特色和农产品附加值尚未有效体现出来。其次，市场带动作用乏力。很多村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处于起步阶段，市场化经营体系还不完善。调查中，村庄的市场化运营机制还未形成，多是依靠当地农户或精英农户的个体力量，实现集体经济的小范围运营和农产品的营销，缺乏市场化规划和基础。最后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经营体系缺乏，可持续发展困境凸显。多数村庄属于资源贫乏型，当地的集体经济活动不得不依赖于政府帮扶，难以发挥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作用。

榆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政策建议

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经济形态，具备集体性、共建性、共享性、竞争性等多种特征。其对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作用机制，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，而是关涉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难题。

在资源禀赋普遍缺乏的榆林，要想真正实现集体经济共富效应，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有效支持和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。一是培养地方官员的政治企业家精神，不断创新基层发展实践。地方官员的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，特别是基层经济的发展。通过创新地方晋升机制和考核体系，鼓励政治企业家精神与市场企业家精神有机融合，促进政企良性合作。二是因时因地因事发挥政府支持作用，创新政府支持方式。国家这一超地方力量的干预，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、资源缺乏等现实困境，实现乡村由衰到盛的华丽转身。特别是资源贫乏村的早期发展阶段，离不开政府组织的强有力支撑。利用项目制、乡村振兴债券、行政赋权等多样化形式，不断助推资源下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。例如，四川省在2018年发布全国首单乡村振兴债券，涵盖特色产业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等，促进当地产业发展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。三是注重市场作用的发挥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共富效应的可持续推进。具体地说，在发展过程中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不断摆脱对财政支持的依赖，实现经济运行的盈亏自负，成长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。同时，政府组织要不断推进和优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、土地股份合作制等工作的开展，为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。

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共富效应的发挥，离不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重要载体。一是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建设，确保集体经济良性发展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（草案）特别强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，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。作为“国字号”改革先行区，榆林有必要为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进行制度创新，在保持集体经济集体性、共享性底色的同时，不断引入竞争机制。二是加强乡村人才振兴建设，培育组织带头人。具体地说，抓好基层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工作，积极吸纳文化程度高、思想观念开放的年轻人为党组织成员；加强人才下乡战略实施力度，吸引企业家、专业技能人才返乡下乡支持乡村产业发展；增强与当地大学生、涉农高校的对口联系，促进新农人培育；针对共同富裕难点和乡村产业堵点，持续选派驻村书记、驻村干部以及科技特派员等，以驻村制度实践创新，打通城乡资源流通体系。三是加强农民主体性建设，构筑组织利益共同体。在遵循市场逻辑的同时，也要强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道义逻辑，运用其组织优势不断规避市场经济理性行为的缺陷。具体地说，尊重并坚持农民主体性地位，以制度明确农民参与的权利，特别是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权利；激发农民主体自觉，根据地方特色开展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文化活动，提升农民对集体组织的认同感和集体经济的参与度，促进乡村共同体建设。

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离不开产业这一抓手。调查显示，榆林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并非依赖单一产业，而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。一是以地方特色为中心，促进复合型特色产业建立。产业融合能够规避单一产业的缺陷，但容易引发“只讲融合，不讲重点”的无中心矛盾。因此，在鼓励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，政府部门要在各村精准定位主导产业的基础上，引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产业链条延长和拓展的关注，提升产业价值，真正实现特色产业的稳步推进和产业富民效应的发挥。二是支持产业联盟建设，促进村村、村镇、村县抱团式发展。一个村庄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易于陷入产业结构单一、规模有限的困境，亟须其他力量的支持。政府部门有必要根据区域环境，加强邻近村庄以及相似产业之间的联系，夯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，促进集体经济带或产业群的建立。三是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发展政策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积极吸引专家学者、企业群体、普通农户多方参与，以农民为中心，为当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进行科学设计，避免不切实际的跟风实践。